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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他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 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师从杜威。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返回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7月，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古圣寺为儿童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秋度过的，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毛泽东同志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赞颂他为“万世师表”。郭沫若说：“两千年前孔夫子，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著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古庙敲钟录》等。现已出版《陶行知教育文选》、《陶行知全集》等。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反对旧式教育，主张教育改革。1918年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他任主任干事。其间他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主第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促成南京高师首次招收本科女生，成为我国大学开放女禁的最早实行者。二是进行办学试验，推行平民教育。为了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陶行知着力进行办学试验，如举办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南京安徽公学、平民初级学校等，这些早期的重要办学活动对他的教育思想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他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三是投身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四是提倡“科学下嫁”，实行“小先生制”。在日本期间，虽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科学技术发达促成了国家的强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使中国效法日本走工业化道路，他决心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需要，很快在20几个省市得到推广，还对东南亚一带普及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五是提倡全面教育，创办育才学校。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界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六是实行民主教育，创办社会大学。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实行的是一条真正民主的革命路线，这时陶行知指出“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因此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已成为生活教育的新的历史任务。”他为使教育服务于民主革命运动，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这是他探索新教育生路的一个新阶段。并于1946年1月15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陶行知为我们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有三：一是伟大的学说和理论，二是伟大的实践和经验，三是伟大的人格和精神。在此，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他的教育学说和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创造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都是植根于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核心，“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
生活即教育。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有一句很有概括性的话，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即教育”的含义有三：一是生活有对人的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是教育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生活教育的效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只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生活里，即社会磁力线里转动，便能通过教育的电流，射出光，放出热，发出力；另一方面，“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只有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在生活中进行教育，才能发出力量而成真正教育。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生活决定教育；第二，教育改造生活。教育改造生活，要从培养人开始；教育改造生活是改造自然，实现富国理想；教育界改造生活最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生活。
社会即学校。它是要求“以社会为学校”，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把整个社会或乡村当作学校。”其含义是：(1)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2)学校不得关起门来办学，必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3)运用社会力量，由群众办自己所需要的学校；(4)从培养目标说是培养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普通劳动者；(6)从教育内容说，他要以社会为课堂，使学校的教育内容更丰富。
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教学论，它是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其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
“教学做合一”，中心是个“做”字，什么是“做”呢？做的特征是：一要行动，二要思想，三要新价值的产生。陶行知曾给“做”下过一个广义的定义：“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寻求出路。”他说：“是活人必定做。活一天，做一天，活到老，做到老。”做的意义表现为：“真正的做是在劳力上劳心”，“手到心到”；“做”是社会实践（这是做的基本要求）；“做”是创造的过程（这是做的目的）。
生活教育理论是一种新型的进步的教育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改革学说。它产生于教育实践，又推动着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它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吸取了人类优秀的教育成果；它立足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为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向前向上。它是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符合教育发展的趋势，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尤其是其面向人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未来，始终与政治经济密切结合等，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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